茶館的攻擊者與捍衛(wèi)者

——茶館問題撐了反大眾文化運動的突破口。

整個20世紀上半葉，關于成都人坐茶館的爭論都十分激烈。第一個階段從晚清到1930年代初，對茶館的批評基本來自程度內部，是當時地方精英推行城市改良、反大眾文化之一部分，第二個階段則是抗戰(zhàn)爆發(fā)后，批評主要來自外省人（特別是從東部沿海來的，在四川經常被稱為“下江人”），但遭到當地人的強烈反彈，顯示了內地和沿海文化的沖突。

精英對茶館的批評充斥著官方文件、報紙新聞報道以及其他文字，批評一般集中在關于茶館生活的幾個方面：賭博、看“淫蕩”和“暴力”的戲、浪費（金錢和時間）、婦女進入有傷風化等。改良精英對婦女出入公共場所甚為不滿。這種態(tài)度與我們過去說認為的他們對婦女的態(tài)度應比守舊者更為開化和寬容大相徑庭。這些改良者推動了許多以西方和日本為范本的經濟、教育、社會方面的改革，但他們在婦女問題上比其他在西方的同儕保守得多，認為婦女在公共場所的拋頭露面是“不文明”的。

清廷覆滅之后，大眾文化遭到的攻擊更為猛烈。1912年，四川軍政府都督令警察總監(jiān)關閉悅來茶館，《國民公報》發(fā)表文章支持這一措施，針對茶館所宣稱的看戲為大眾教育之觀點，文章反駁道：“悅來茶館封閉之原因，是未按規(guī)定將男女分開，這是破壞禮教之大防?！?/p>

在1910至1920年代，精英主流繼續(xù)批評茶館生活，不過在這個反大眾文化的大合唱里，也有若干不和諧的音符。舒新城在1920年代游蓉城時，便悟出了成都人喜歡去茶館的原因：我看得他們這種休閑的生活情形，又回憶到工商業(yè)社會上男男女女那種穿衣吃飯都如趕賊般的忙碌生活，更想到我這位生活而奔波四方的無謂的生活，對于他們真是視若天仙，求之不得！倘若中國在時間上還能退回數十以至百余年，所謂歐風美雨都不會沾染我們的神州，更無所謂賽因斯先生者逼迫我們向20世紀走。然而，現在非其時矣！一切的一切，都得受世界潮流的支配……

對茶館最有力的辯護，可能算是署名“老鄉(xiāng)”于1942年發(fā)表在《華西晚報》上的《談程度人吃茶》。作者反駁所謂“清淡誤國”的指責，認為批評者雖聲稱國家利益為重，但不過是口惠而已?！皫е荒樜麽滔?，并不敢挑戰(zhàn)有權有勢者，而把茶館和茶客作為靶子進行攻擊?！?/p>

從20世紀初便開始的反大眾文化運動，便是以茶館問題為突破口對大眾文化進行打擊；地方文化和國家文化之爭，國家文化利用國家權力，以一種進攻姿態(tài)和強勢地位，迫使地方文化向文化的同一性方向發(fā)展，而這一過程必然引起“弱者的反抗”。

城市和茶館

——成都茶館并不像人們看起來那么平等。

從一定程度上講，成都茶館和茶館生活也可以籠而統(tǒng)之稱為“中國文化”之一部分。然而，不同地區(qū)、不同城市的茶館不同之處也非常明顯。例如，在上海，性別限制較少，婦女被允許進入茶館也較程度早得多。1870年代，越來越多的上海婦女進入茶館、戲院、煙管以及其他公共場所，年輕婦女也喜歡在茶館約會。1880年代，中下層婦女常與男人同出一個公共空間，雖然上層婦女拒絕到這樣的地方。

在北京，戲院在17世紀便產生了，北京的茶館多是以演戲的戲院發(fā)展而來，剛好與戲園從茶館產生的成都相反。在北京的公園里，樹蔭下的圓桌和方桌，鋪有白桌布，上面擺著爪子、花生和其他點心，也賣汽水和啤酒，賣茶并非其主要的生意。北方人一般喝白開水、冷井水，僅那些老年人或地方紳士去茶館飲茶。人們很少在河北、河南、安徽、陜西、東北等地看到茶館。在許多地方，比如天津，居民在“老虎灶”買開水回家泡茶，并非待在茶館里。

茶館在中國南方發(fā)達得多。廣東一般稱茶樓，表面看起來像四川的茶館，但顯然思維中產階級服務的，這些茶樓可以高達四五層，樓越高則價越貴，因為那里使用的桌椅、茶具等都較高檔，光亮照人，茶客是有身份的人。同川人一樣，他們不但喝茶，還買點心小吃，把茶館作為會客或洽談生意的場所。在揚州，茶館和公共澡堂經常合二為一，一般早晨賣茶，下午成為澡堂。南京的茶館比成都少得多，顧客一般只在早晨出現，茶客多為中下階層。南通則有三類茶館，即點心、清茶館和堂水爐子，都為下層服務，士紳并不光顧。

雖然茶是中國的“國飲”，大江南北都有茶館，但沒有任何城市像成都那樣，人們的日常生活與茶館有如此緊密的聯系。坐在北平中山公園的大槐樹下吃茶，總非雅人如錢玄同先生不可罷？我們很難想像像穿短裝的朋友坐在精致的騰椅子上品茗。蘇州的茶館呢，里邊差不多全是手提鳥籠，頭戴瓜皮小帽的茶客，在豐子愷先生的漫畫中，就曾經出現過這種人物?？傊?，他們差不多全是有閑階級。

四川則不然。在茶館里可以找到社會上各色人物。警察與挑夫同座，而隔壁則是西服革履的朋友。大學生借這里做自修室，生意人借這兒做交易所，與其他城市比較，成都茶館顯得很“平民化”，階級地獄并不突出，一般的外地人有如此印象亦不足為怪。其實，成都茶館并不像人們表面上看起來那么平等，不可避免地打下了那個時代和階級的烙印。如果我們深入到它們的內部，就會觀察到里面復雜的階級關系、矛盾沖突和生存競爭。

茶館敘事中的地域論

——自然環(huán)境經常決定生活方式。

自然環(huán)境經常決定生活方式，成都、成都平原以及整個四川的茶館以及茶館文化便是在特定的自然生態(tài)和生存環(huán)境中產生的。

與中國其他地區(qū)不同，四川農村，特別是成都平原是散居模式，人們居住點相對分離，盡量靠近耕種的田地，很少有村莊和聚落生活，因此他們比其他地區(qū)的人們更依賴市場。在趕場天，他們到最近的市場買賣商品，一般會在茶館停留，與朋友會面，或休息片刻。他們甚至也在茶館里做生意，尋找買主或賣主。較優(yōu)裕的生存環(huán)境也促進了茶館的繁榮。成都平原從古代便得益于完善的灌溉系統(tǒng)，農業(yè)高度發(fā)展，農民無須整年在田里辛勤勞作，有不少時間從事販賣和休閑活動。

地理環(huán)境和運輸條件也為茶館的繁榮做出了貢獻。據王慶源對華北的觀察，牛馬車夫一般只有路途遙遠時才會停車喝碗水，如果短途則并不歇腳。但是成都平原道路狹窄崎嶇，因此很少使用畜拉車，人們以扁擔、獨輪車、轎子運貨載客?？嗔Ρ仨毧坎桊^喝水止渴，恢復體力。因此，在成都平原縱橫交錯的道路兩旁，茶館甚多，外面總是排著苦力背貨載客的夾子、獨輪車、轎子。

另外，四川許多地區(qū)包括成都平原的土壤適于種茶，但由于交通閉塞，茶葉很難輸出，轉運成本太高，使茶葉外運無利可圖。因此，四川茶葉只好依靠對內消費，價格便宜，普通人家都能承受。其他如井水質量、燃料缺乏等自然資源問題，也使成都人的日常生活特別依靠茶館。成都城內的井水含堿量高而味苦，由水夫挑城外江水入城，供居民飲用。每天成百上千挑水夫用扁擔挑兩個水桶從城門洞出來，下到河邊取水，運水到城內的民宅、官署、公館及各茶館。江水比井水貴得多，在晚清，兩桶江水大約值四個鍋盔。由于得到江水不易，許多普通人家便直接從茶館買開水，所以幾乎全部茶館都打有“河水香茶”的幌子，以招徠顧客。

——《第一財經周刊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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