歷史上，普洱、思茅在明、清時期的繁盛皆因茶葉，西雙版納的茶葉明清時期大都在普洱、思茅交易，清咸豐五年（1856年）大理杜文秀起義占領滇西十八年又攻占普洱3年多。普洱南部的六大茶山的茶葉從清咸豐年間起就開始折向，絕大部分往東南亞、廣東、香港方向銷，普洱、思茅茶市因亂戰(zhàn)從咸豐年起走向衰落，同治末年（1874年）杜文秀起義雖被平息，但從光緒年至民國26年，六大茶山各茶號將茶葉銷往東南亞、廣東、香港等地的走勢卻一直沒有改變，普洱、思茅未能恢復到咸豐年以前的景象。

瀾滄江西岸的勐海光緒初年已有漢人進入收散茶，一部分銷緬甸，一部分銷江東的易武、倚邦，一部分經瀾滄、雙江、鳳慶、巍山運往大理，而不從普洱、景谷、景東方向走，到1930年以后勐海運西藏的茶全部改道由打洛出境經緬甸、印度入西藏，勐海茶已不走普洱、思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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普洱茶的生產交易中心在民國期間逐漸轉移到勐海地區(qū)。我們來看一下思茅從光緒年至1940年的情況。1880年至1920年間，思茅、普洱沒有再發(fā)生戰(zhàn)亂，社會較安寧，思茅茶業(yè)曾一度有所恢復，最好時思茅曾有20多家茶號，加工的茶葉一部分送東南亞，一部分送思茅海關（1896年思茅設海關），送到普洱交易的已非常少（1913年普洱府撤銷）。正當思茅茶業(yè)出現興旺時，天降大禍于思茅，1921~1924年思茅發(fā)生了嚴重的瘟疫，致使思茅十室九空，人口急劇減少，1926年疫情更威逼得1914年遷入思茅的普洱道署又從思茅遷回普洱，因瘟疫不退，1926年以后思茅商業(yè)一落千丈，私人茶莊全部倒閉，1931年，當時的云南省政府將思茅從一等縣降為三等縣。

1937年，法國人又在越南作祟，阻撓易武、倚邦的茶進入越南，瀾滄江東岸的六大茶山茶葉銷路受阻，1938年普洱、思茅、易武、佛海四個地區(qū)，僅剩佛海還有路可出，那就是經打洛出境銷往緬甸和西藏，1928年至1938年佛海私人茶莊已增至20多家，這是佛海私人茶莊的黃金歲月，以1936年來比（1936年易武尚未受挫），當時能與易武比高下的便只有佛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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易武讓位給佛海，也許是歷史的安排，范和鈞的到來開始了佛海制茶工藝從傳統(tǒng)到現代的全新起點。1939年4月范和鈞奉財政部經濟委員會之命來佛海建廠后，為了壟斷經營，范通過繆云臺、鄭春鶴向孔祥熙建議，茶葉出口要由政府專營，孔祥熙對范和鈞的建議心領神會，1939年6月孔祥熙以財政部的名義下文，禁止私人運茶出境，茶葉外銷權歸中國茶葉公司，孔部長的這道命令，使瀾滄江以東的易武、倚邦的私人茶莊動彈不得，這些茶莊占領東南亞、香港市場已近百年，尤其是光緒年后易武、倚邦的茶80%銷往東南亞、香港。孔部長一紙命令，使他們從今后不能再從六大茶山的各個山口駝茶出境，范和鈞不露聲色，一紙電文將六大茶山的幾十個茶號控制住。不得已易武的百年大號紛紛向江對岸佛海的范和鈞俯首稱臣。易武、普洱、思茅從普洱茶加工中心、交易中心、出口中心的舞臺上退下。

再把目光移一下，回到民國初年，我們還可以看出民國時期普洱茶加工中心、交易中心、出口中心的轉移與國外勢力也有一些關系。民國成立后，洋人在思茅海關失去了昔日的威風，海關形同虛設收不到稅，但洋人的眼睛一直都沒有離開過云南的茶葉，他們知道巴黎、倫敦需要云南茶，西藏更是離不開云南茶，從1912年至1926年英國人在緬甸大修公路、鐵路，1930年公路修到了景棟，這里離勐海打洛僅幾十公里了。從打洛→景棟→仰光→加爾各答→葛倫堡→西藏，比從普洱→大理→麗江→芒康→拉薩方向縮短約一個月的路程，云南的馬幫競爭不過英國人的火車、汽車。英國人在思茅海關收不到稅，修條公路接打洛，便在緬甸、印度坐收漁利，洋人也在其中撥了杠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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